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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艺术语言的演变

艺术语言的演变，并不靠作品数量的累积。它之所以演变，是因为艺术家已无法继续停留在既有的语言之中。

回望二十多年的创作，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个独立项目的接续，也不是风格的不断更替。我看到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：一个系列反复孕育出下一个系列。每组作品内部都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，而后来的系列，总是出于从另一个位置面对这个问题的需要而产生。

我最早的抽象实验，始于对“生成”本身的探寻。我不再只想按照预先确定的观念构造图像，而是开始关心：图像能否在意图、偶然、身体记忆、材料与不可见的秩序之间，通过开放的对话自行生成？《易经》系列最先打开了这种可能；《悬置》则将其转化为一种生存状态。抽象不再只是一种形式语言，而成为接近那些尚无法被充分命名的现实的方式。

此后的作品，逐渐寻求精神上的进一步凝聚。《静穆》使绘画趋向沉默、遮蔽与内在的克制。然而，任何艺术语言一旦形成，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稳定所带来的危险：曾经帮助艺术家发现新事物的语言，也可能逐渐成为自身的限制。当这种向内的结构趋于固化，《困锁与逃逸》便从形而上追求与其不可避免的束缚之间日益增长的张力中产生。对超越的探寻最终显露出自身的限度。它要求的不是放弃，而是转化。

这种转化并非仅由理论带来。迁徙、父亲的离世、疫情、经济上的不确定、肖像写生，以及在纽约的日常生活，打断了我十多年来向内的抽象探索。我的注意力从形而上的思辨重新转向切身的现实。这并非拒绝超越，而是经由另一条路走向它。

转折从“窗”这一隐喻开始。

起初，窗是内与外、在场与缺席、记忆与现实之间的界限。渐渐地，这道界限在眼睛中获得了身体。《眼》系列所问的不再只是我们如何观看世界，还有“观看”本身如何变得可见。目光开始折返，望向它自己的来源。曾经对感知的探寻，也逐渐成为对主体如何可能生成的探寻。

在这里，我的创作轨迹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
图像不再仅仅是被观照的对象。它成为不同的观看方式彼此相遇的场所。艺术家、图像、观众、记忆、文化与空间，进入持续的相互观看之中。图像不再再现一个已经被理解的世界；它参与生成新的观看方式。

与此同时，艺术家的位置也开始改变。创作不再只是一个主体生产对象的行为。创作者渐渐通过作品，成为自己的另一位观察者。当图像获得自身的能动性，艺术家也进入一个不断自我分化、反观与再生的过程。主体如何生成的问题，已超出这篇导言的范围；我将在《主体的生成与对视》中另作探讨。

直到此时，“抽象剧场”的观念才充分浮现。

我最初使用这个名称，是为了将抽象与叙事绘画区分开来。叙事常常在观众进入作品之前，就已指定稳定的身份、预设的意义和固定的关系。相比之下，抽象使主体的位置保持开放，让图像与观众有可能在没有预设角色的情况下相遇。

但随着创作继续，我逐渐意识到，剧场并不只属于抽象。只要图像不再停留为被动的对象，而开始参与相互观看，它就具有了剧场性。因此，剧场不是图像中所描绘的一个舞台，而是图像自身获得主体性的一种状态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剧场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。

它表明图像已经觉醒，成为参与者，而不再只是对象。

从这里开始，文化的回归也有了不同的含义。青瓷、白瓷、书法、符箓、古老的符号与层叠的文字进入作品，并不是为了展示某种继承而来的身份，而是作为活的结构，在距离中被重新发现。迁徙使熟悉的生活曾经遮蔽的东西变得可见。文化记忆本身，也成为能够回望我们的存在。